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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新方法

来源:  时间:2014-10-27 09:04:46  
作者:曹雅雯
 
【摘  要】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它强调公民社会内部的信任关系对人们行动能力的影响。阐明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资本理论形成和社会资本理论和其他理论相结合的基础。T.K.AHN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重新明确,认为信任、社会网络和制度是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定义讨论应该建立在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成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另一种方法。基于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积极作用,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同时根据公共事务的不同特质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关键词】社会资本,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诚信和信任,制度主义 
 
一、对社会资本的两种理解的缺陷
目前对社会资本存在两种理解其中之一认为文化因素是社会资本的主导成分。这种看法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的被定义为一组非正式价值的实例化集合,或者是一个团体内部遵循的可以促使团体成员相互协作的共同规范[[1]T. K. Ahn,Elinor Ostrom,The 200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Second Generat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这一种理解重视了文化的作用,这和作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忽视了诚信和信任的区别,认为两者是一致的,这造成了他们对社会资本定义的模糊。
第二种理解认为价值因素和文化因素只是副作用,不需要价值和价值的改变来解释诚信互惠规范,这是一个博弈论中行之有效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倾向于促进合作,即使没有改变收益结构[[2]T. K. Ahn.Elinor Ostrom, The 200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Second Generat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这种理解忽视了社会网络是信誉的主体,因此他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也不科学。
现实运用中,经济学家运用比赛的各种形式来研究诚信和信任,但是他们把社会资本当作一个新的框架工具,运用诚信、互惠以及文化来处理信任效应是不科学的,忽视了社会网络是信誉的主体。同时对社会资本的应用也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框架工具,而且已经被经济学家广为应用的理论成果,这种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运用是单一形式的,没有把它和其他理论建立一种联系。
二、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概念应建立在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之上
社会资本概念的阐述应该以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这是共识,因为社会资本素来与集体行动分不开,特别是集体行动理论由第一代发展到第二代,得到修正和完善,社会资本定义的阐释以及建立和其他理论的联系就有了可能。(此首发)
1、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理论的关系
社会资本的当代理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通过把集体行动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作为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核心来讨论社会资本问题。集体行动主要关心社会困境,并且设置有一组个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还有这一共同利益与他们个体自己的利益之间的潜在的矛盾。集体行动理论指出,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并不会像个人追求私人目标那样追求集体目标,搭便车将导致“志愿失灵”,从而为组织干预提供了合理性。围绕集体行动理论出现了各种批评意见,其中,社会资本理论比较富有启发性,它强调长期互动关系和非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机制的影响。
只要个体面临一个选择—是短期的自我选择还是造福于大家所有人,集体行动的问题就随时会出现。问题就是客服自私的诱惑,趋势线互惠互利的结果。克服社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不管别人做什么,一个单独的个体总是会选择不去跟别人合作。社会困境已经被认为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应该把集体行动的相关问题作为核心议题。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
2、两代集体行动理论的不同
集体行动的理论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第一代集体行动理论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受到了批判。首先,第一代集体行动理论假设个体同质化,认为个体会为了共同利益自愿为集体利益努力,同时认为个体普遍自私的,因此很难发生集体行动,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其次,第一代集体行动理论认为个体有原子化特征。得出普遍自私的结论,解决提及行动的困境就要靠官方的宏观调控、选择性激励或私有化。但实际上同质化假设忽视了信任和规范的作用、个人偏好。同时人是处在一个和其他人、和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并不是静态的。基于此,第一代集体行动理论受到诟病。(此首发)
因此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就对这两个假设进行了修正,首先,承认个体的异质性,消除同质性假设,尝试为多种人类行为建模;其次,承认个体是“社会人”即个体在社会网络中进行决策,消除“经济人”假设。为此在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使用的方法也大为不同,它使用行为和演化博弈理论以及其他进化模型研究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本的问题,引入信任和诚信以及个人内生偏好在社会资本的研究。
(二)社会资本的要素及之间的相互关系
1、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
“信任”是基础。当前关于社会资本的信任含义的讨论缺乏共识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否定义信任行为或认知。认为信任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个行动。这实际上说的是委托或者合作,信任是什么,来源于哪里,作者从一个改变了顺序的囚徒困境来说明信任的产生。信任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选择,在一种信任的情形下,就会容易发生委托关系。委托人选择相信其他人,就会产生受托人,接着轮到受托人做选择,即选择侵占或者互惠,如果选择侵占,那么利益会被受托人侵占,下次合作就不会发生。如果受托人选择互惠,这个合作关系就会继续。
“社会网络”是媒介。信任情形在一个社交网络中出现,而这社会网络是由那些未来潜在的合作伙伴所组成,受托人在被信任的情况下更可能回报委托人,合作不是来自于个人内心动机,而是来自社会网络之中。人的异质性导致人的可信赖程度是不同的。会受到社会价值的影响。处在社交网络中的个体更倾向选择合作,因为网络能可靠地传输信息来鼓励合作行为。网络的其他成员将会知道受托人现在的选择,并且会基于当前受托人的表现来决定以后怎么样来与受托人合作嵌入在一个正在进行的网络关系的个体,可能不会真的关心网络中另一个成员发生的事情,也不会关心谁是暂时的委托人,可能只关心自己的事,但嵌入网络的受托人知道不去侵占利益,而是选择互惠,并且保持这种相互关系。一旦在社交网络中选择背叛,则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失去以后合作的机会。(此首发)
 “制度”是保障。制度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它是通过规则和惩罚措施来保障合作,从而促进集体行动。个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来制作多样性的规则,这些规则与许多集体行动情况相关。制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 提供足够的威慑,以大大增加受托人以互惠的方式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即使他们面临非常高的物质诱惑来让他们打破的在他们自己的信任值,在一个给定的信任状况下,一个组织的法律和规则可能能够可靠地惩罚其他人的贪婪,从而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当制度是有效的时候,人们宁愿选择互惠而不贪婪,委托人也会因为机构的有力保障而决定委托。
2、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可信任度、社会网络和制度是通过自己的方式促进集体行动,可信度让委托人愿意去委托,因为受托人生活在社会网络中,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和下一次和其他人合作的机会,他会选择互惠,但是这其中如果利益太诱人,以至于受托人想去打破社交网络去选择侵占或者剥削时,制度规则去惩罚。
(三)社会资本理论促进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
集体行动理论的提出,促使人们认识到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搭便车将瓦解人们的志愿合作[[3][美]道格拉斯 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三联书店 1994 年版]。“搭便车”的假设促使学着去通过试验验证集体行动理论的具体判断,进而通过方法论的调整,解析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困境。结果证明个人处在社会网络中,会影响了在集体行动过程中采取合作还是选择搭便车。在拥有合作规范的集团中,大多数成员将排斥搭便车者,因为“免费搭车者破坏了平等的标准”[[4]陈毅:《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四种途径》,《长白学刊》,2007 年第 1 期,第 60 页]。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信任、社会网络等问题开展的研究,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启示。(此首发)
1、“社会人”取代了“经济人”假设
社会资本理论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首先在于它采用了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社会学方法。奥尔森方法论中的理性人实质上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只在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缺乏物质要求之外的社会性需求。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作为研究的起点,忽视了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人们之间除了经济上的交换之外,还可能形成各种非经济关系网络,这为对集团成员行为进行理性分析设置了障碍。社会资本理论恢复了“社会人”的位置,重申了社会关系对群体合作的影响。
2、动态分析取代了静态分析
 集体行动理论呈现出静态分析的特征,它没有考虑时间序列对集体行动的积极影响。社会资本理论则指出,人际互动的历史记录对集体行动具有重要影响,人们继承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自愿合作。
人们最初选择合作可能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但在群体交往中能够产生互惠规范,并借助社会化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互惠使得人们愿意去合作,这种考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提出“信任”的概念,集体行动理论在分析中假定集团成员具有完全理性,能够收集到做决定的全部信息,社会资本理论则破除了这种假设,指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受知识稀缺的限制。为了实现群体协作,人们需要借助惯例、互惠信任提供信息。互惠的共识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还为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了“初始的社会资本”[[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冬译,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53 页]。
社会资本不是静态的或一次性的,而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不断的互动、不断的运用中增值。在公众参与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广泛互惠的准则,从而促进了社会信任。这些都鼓励了社会信任与合作,能够为未来的合作提供模式。信任本身是社会体系自然产生的一种财富,就相当于个人的品质,个人之所以能够去信别人,是其行动所寄寓其间的社会规范和网络使然[[6]谢丽娇,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途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J]《新远》2008年2期]。(此首发)
3、提出了隐含的交易成本
集体行动理论也指出个体的激励不足和协调环节过多是大集团集体行动的不利条件,它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改变个体的激励结构,集体行动理论没有去考虑如何降低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认为选择性激励具有组织动员效能的同时,并未充分论述因实施选择性激励而支付的组织成本对集体行动的消极影响。说明集体行动理论没有足够重视交易成本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在指出集体行动必然伴随交易成本的同时,促使人们认识到互惠网络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重大意义。
三、社会资本理论提供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新途径
(一)自主治理的思路
“自主组织治理”是强调一定条件下的人们能够为了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并由此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集体行动制度理论。通过自主治理,能够在所有人都面临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它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社会规范并不需要集中的代理机构加以实施,它通过多中心的惩罚或奖励机制强化了自身的权威,并为集团成员内化为个人信念。社会资本通过传递集团成员具有合作意向的信息,约束狭隘的利己行为、简化签署协议的过程、节约社会成本。有限的政治干预可以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恶性循环,政府的有序介入能为自主治理创造条件。合理的政治干预能够为集团合作提供稳定的预期,有助于培育社会资本。集体行动并非简单的利益得失计算过程,它是制度资本自然增长的过程,曾经陷入群体困境的集团成员能够自主渐进地过渡到有序的集体行动。(此首发)
社会资本中的要素,可信任度、社会网络、机构对不同的集体行动起的作用不同,特别是在提供公共物品和使用公共资源上,要根据问题的规模、源头、程度资源的可变性程度参与人数、人的异质性、个人偏好问题的重叠程度、网络结构、管理制度安排等来决定。但是总体上来讲,社会资本的要素能促进集体行动的形成,提高政治和经济的成果。
(二)强调正式制度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为核心的制度主义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研究,认为制度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在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时,制度也提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强调通过正式的制度起作用,以减少“交易费用”,制度不仅仅是激励或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种机制,更重要的是一种规范或规则,所以产权、家庭、企业、市场、博弈结构等社会关系结构都可以看作是制度。正式的制度可以使当事人能够更有地解决机会主义和逃避义务等问题。强调制度设计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价值规范在个人互动中的作用,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社会资本并不能彻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它启发了人们全面地认识集体行动的动力。社会资本强调社会演化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作用,但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的社交网络中出现、传播,进而达到不断累积的效果,但是反过来推理,在一个缺乏稳定的活动边界和支持性制度安排的情景下,不信任也会自我复制,这种负面的社会资本也将累积和传播,进而造成“阴暗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T. K. Ahn,Elinor Ostrom,The 200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Second Generat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2]T. K. Ahn.Elinor Ostrom, The 200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Second Generat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3][美]道格拉斯 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4]陈毅:《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四种途径》,《长白学刊》,2007 年第 1 期,第 60 页
[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冬译,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53 页
[6]谢丽娇,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途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J]《新远》2008年2期

(此首发)